现在中国小学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左右，但在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很多人都是大字不识一个。
“扫盲识字班，今天开学了，上学的男和女，早早就来到，学文化、学政治，专心听课，天下的大事情，我们能知道……”这是1950年代流传的扫盲识字歌，新中国成立之初，扫除文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南昌某企业的扫盲班
为什么开展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中超过4亿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是关键。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加冬学的学员们在上课
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先生之孙吴本渊回忆道：“我的爷爷吴玉章于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果全国满是文盲，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也正是他致力于探索、推动文字改革，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
于是，在吴玉章等人的提议下，1949年10月10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
扫盲运动出现三次高潮
全国扫盲运动先后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从1950年至1953年。毛泽东从事革命以来，一直重视扫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
祁建华（左）帮助行军的战士学习注音字母
1950年9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
扫除文盲奖状
第二次高潮从1954年至1955年。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1955年12月1日，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扫盲运动，已经不是一种随便的扫盲运动了。因为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来看，那它正是要实现合作化。”所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第三次高潮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
灵活多样的扫盲形式
农村的扫盲，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成立了扫盲协会，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
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扫盲过程中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是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儿、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高家柳沟村的壮年扫盲识字班
师资短缺，釆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100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夜校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解放前，很多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庙里。没有课桌，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用墙壁当大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也有“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挟着课本上学去的农村妇女
扫盲运动从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10年间先后有近一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新中国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综合共产党员网 中国日报网 文史精华
编辑：曹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