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资料图片)
文|虢安仁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29年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受组织派遣打入东北军,任“剿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开启了他传奇的潜伏生涯。李时雨从中尉办事员一路升到国民党少将,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等要职,成为隐藏在敌人上层核心部门的红色“窃听器”。
“爱慕虚荣”运电台,销毁案卷救同志
1937年7月,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来了一位从西安“剿总”调来的年轻“书记官长”,他就是由党组织安排到天津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李时雨。
此时,天津党组织从英法租界外国人电料行中采购了一批电台机械和设备,急需送出天津。李时雨手上虽然有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但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由凶恶的日本军警把守,想把严格禁运的三大箱电台设备运送出去,实非易事。
正当李时雨苦思冥想时,接到了妻子孙静云的电报,李时雨眼前一亮。他来到伪高等法院院长家中,表示想“充充面子”,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去车站接妻子,院长本就对李时雨十分看重,便欣然应允了他这个“爱慕虚荣”的请求。李时雨借到车后,打着院长的“大旗”,顺利通过“法国桥”。
但是运送第三个箱子时,李时雨没有理由再去借车,只得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外运送,经过“法国桥”时,三轮车不能过桥,李时雨便一手提箱子,一手拿“派司”,昂首挺胸混在人群中,看似轻松潇洒,让日本人以为箱子不重,“大摇大摆”地将电台提了出去。
地下党员冯骥被捕,伪法院已掌握了一些证据,营救难度大。经深思熟虑,李时雨利用书记官长有检查案卷之权,借检查康姓书记官工作之名,趁其外出抽出了冯骥全部案卷,带回家中付之一炬。过了几天他又去检查,点名要看冯骥的案卷,康书记官自然找不到。正在着急之时,李时雨“善意”提醒是不是被前次日本人炸丢了,康书记官怕受责备,连连称是。既已销毁了实证,李时雨便谎称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乃是被诬陷入狱,多次暗中活动后,冯骥被无罪释放。
“平步青云”获密报,抢盖大印送武器
1939年,汪精卫加快投敌卖国步伐,在上海筹备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策划建立伪政权。派遣人员到各地网罗代表,由朱晶华等3人负责平津“选区”。朱晶华到天津后,经曾任东北联军驻津代表的地下党员孟幻飞介绍,见到了李时雨。朱晶华把这个法学人才网罗为代表。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作为“六大”代表的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会议情况,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
1939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交谈中,汪精卫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这是汪伪中央的最高机密,也被李时雨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传给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法制委员,直接在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手下工作。李时雨为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倚为亲信。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任命李时雨为党部常务委员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授少将军衔。1942年5月,李时雨接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
为对我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兼任上海分会主任委员,任命李时雨兼任第四处处长。有了职务之便,1942年12月,李时雨及时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政府“军政部”秘密制订的春季“清乡”计划送到新四军军部。陈毅依照情报提前部署、抢先行动,使日伪军首批“清乡”计划惨败,他赞扬李时雨提供的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李时雨兼任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身兼汪伪政权三大处处长,一时间,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各色人物都来巴结。在汪伪政府走向末路、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李时雨抓住时机,在武器调拨单上盖上司令部大印,直接从保安司令部军火库中提取出20支德国手枪、100支美国卡宾枪、两种子弹各3万发,堂而皇之运出上海交给新四军。
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特务逮捕,严刑拷打也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1949年4月,公开身份的李时雨终于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来源:人民网
编辑:曹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