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陈云都出生于20世纪初，去世于20世纪末，共同走过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共事，如果从已经确知的长征时期开始，也有60多年的时间。系统考察邓小平和陈云交往共事的60多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合作岁月，对于拓展和深化邓小平、陈云生平思想研究，推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邓小平和陈云交往共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他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财经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八大后，邓小平和陈云同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和陈云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交往共事以及建立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度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虽然他们条块分工不同，也不在一起共事，但邓小平在西南独当一面，领导西南全区各方面的工作；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对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和决策，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邓小平同时兼任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他们在财经领域建立的工作关系更加直接和密切，交往共事也更多。

邓小平积极支持和配合陈云的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努力完成中财委分派给西南局的集粮济沪、种植橡胶树和对外矿产贸易等各项具体任务。为稳定上海物价，支援华东灾区，1949年底，中财委要求西南调4亿斤粮食去上海。陈云指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如果四川能下江三四亿斤，则明年克服粮荒的可能是存在的。”对于中财委的调粮计划和救灾安排，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顾全大局，积极响应。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中财委要我们送4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时，西南调运粮食的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但西南局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对此陈云予以表扬：“西南初解放干部少，现把一切可调的军政干部用于征粮，在此种困难情况下，勇敢担任集粮济沪是很好的。”

邓小平自1952年7月到中共中央工作后，即开始了与陈云在一起直接合作共事的历程。在政务院中，他们都任副总理。（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陈云、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副总理中位列第一，仍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邓小平从1954年4月27日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担任国务院具体工作。）陈云位列第二，分管财经工作；邓小平位列第五，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自1953年9月起，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与中财委主任陈云直接搭档。他们密切配合，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各省区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对外贸易、农副产品经营等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并在粮食统购统销等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陈云提出并被中央接受而实施的。邓小平对这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在1953年10月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为这一政策的顺利出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政策开始实施后，邓小平和陈云在宣传教育、政治动员和部署落实等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动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各地的顺利展开；面对粮食统购统销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积极应对，通过完善统购统销政策，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明显改善，达到了稳定粮食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满足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需要的预期目的。

中共八大是邓小平和陈云革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会前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八大的整个组织工作，陈云主要负责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是在陈云和邓小平的组织下提出的。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和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邓小平和陈云开始了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合作共事的经历。

中共八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邓小平和陈云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的，也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并认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客观上有条件比“一五”计划的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但同时他们都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条件，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1957年1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1956年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状况，提出：“要使生产稳定，就要积蓄一些东西，如粮食、工业原料、包括钢材。没有后备力量，生产就不稳定。积蓄一些力量，生产才能稳定地进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陈云在讲话中表示“这个意见我同意”。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作了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会后，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决定对当年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进行适当调整，继续缓解投资规模过大的紧张局面。邓小平对陈云的主张和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的决定都是支持的。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于会议作出的把大量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以充分调动地方“大跃进”积极性的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一方面指出管理权下放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说，管理权下放后中央要注意做好综合平衡，以避免出现混乱局面。成都会议后，在贯彻和实施会议关于中央权力下放的决定时，邓小平又在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要合理有序。陈云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11日，在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所属企业的下放问题时，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下放的时候要分别轻重缓急”，还说“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讲的就是中央要下放，地方要管好”。

随着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和陈云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58年的基本建设，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不少新建的厂房倒塌了，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都比往年多得多。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中出现的这个突出问题，12月22日至26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将他在杭州现场会上的发言和总结讲话的记录送给邓小平，并在信中说：“目前总的趋向是在基建中不适当的片面的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邓小平非常重视陈云反映的这些问题，立刻将陈云的信和两份材料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阅知。1959年1月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陈云就基建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问题作讲话。陈云详细谈了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建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邓小平赞成说：“计划不要把钢材打满了”，并强调说：“数量和质量是大问题”。会议同意陈云关于全国基本建设中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意见，并决定将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批转各地各有关部门及单位依照执行。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和陈云配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积极投入到纠“左”工作当中，为降低钢铁指标、制止“共产风”和缓解市场紧张状态提出了重要意见，作出了积极努力。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使全党纠“左”的努力逆转为一场“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大跃进”运动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陈云仍努力坚持纠“左”的思路，并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提出具体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具体领导了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在工业调整方面，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和此前庐山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为工业调整提供了管理指导原则。陈云在讨论《指示》时发表了意见，突出强调了综合平衡原则，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在农业调整方面，邓小平和陈云通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为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1961年4月到北京郊区顺义进行农村调查，陈云在六七月间到他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农村调查。回到北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三个调查报告。8月12日，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当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在农业调整的过程中，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陈云经过调查提出了分田到户的主张，邓小平给予了支持。在陈云就分田到户问题先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常委交换看法时，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答复可以理解为对陈云的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2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时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提出的意见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公社、大队为基础都可以，不要轻易否定一种。但现在大队是少数，小队也发生了问题，不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有好的。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他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这段话对陈云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再次作了回应，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恢复农业生产的方式要多种多样的思想和主张。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邓小平和陈云都受到了冲击，并均被下放到江西。他们虽然都在南昌市郊，但按规定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和陈云先后出来工作。邓小平复出后主持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但又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再次打倒。陈云的经历虽然没有邓小平那样波折，但也一直没有恢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共同迎来政治生命的转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是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间，在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冲破禁区，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以他在党内长期的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为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亲自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而呼吁，这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党内外日益强大的呼声和要求下，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就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陈云撰写文章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予以有力支持。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陈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对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积极呼应。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力推动和正确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邓小平和陈云革命生涯中交往共事的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陈云积极维护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通力协作，领导全党开创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政治生涯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他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复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和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迫切需要。在这项工作中，邓小平和陈云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为刘少奇冤案平反就是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能不能公开为刘少奇冤案平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不少人对为刘少奇平反心存这样那样的疑虑，中央政治局内部也有人对平反持消极和反对态度。关键时刻，邓小平和陈云对于复查刘少奇案件给予了有力而坚定的支持。在邓小平和陈云等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此外，邓小平和陈云还领导和推动了潘汉年案件的平反。潘汉年案件是一桩在全党和全国有重大影响而又比较复杂的案件。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制定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为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在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直接领导起草工作，陈云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赞成并支持邓小平关于科学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提出了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党的历史的内容的建议，这个建议进一步拓宽了《决议》的视野和立论基础，因而多次受到邓小平的赞扬，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根据陈云等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从1979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对于陈云首倡的国民经济调整，邓小平给予了有力支持。当调整遇到阻力时，邓小平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坚定支持陈云的调整主张，对统一全党的认识，下定一次退够的决心，改变调整工作进展迟缓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对邓小平提议上马的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上海宝钢还要不要搞下去，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决定宝钢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和陈云互相支持，采取一致意见，决定宝钢要干到底。这一正确决策保证了宝钢的建设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并建成投产。在邓小平以及陈云、李先念等人的领导下，经济调整工作达到了预期目的，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这就为随后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恢复了领导职务。但经过十年内乱，这些老干部大都年事已高，致使干部队伍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陈云就敏锐地察觉到干部队伍的老化情况，并在多个场合一再呼吁解决领导干部的老龄化问题。1981年5月，陈云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章，并分送邓小平、胡耀邦等。邓小平阅后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为落实邓小平的这一指示，6月8日，陈云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老干部离退休问题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会议纪要。鉴于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有些老干部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5月25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提出：“可否在六中全会时，讨论一下青年干部问题？”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为此，在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会后，参加全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门留下来，讨论陈云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和陈云都作了讲话。陈云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说：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标准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都主张德才兼备，并反复强调不能选“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派性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

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建立“第三梯队”的设想。对于陈云的这个建议，邓小平积极支持并高度肯定。他说，陈云同志“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这次会议正式作出建立“第三梯队”的决策。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的大力推动下，干部年轻化问题取得明显进展。到1985年12月，有126.8万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办理了离休手续。同时，全国有46.9万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干部年轻化的不断推进，党的生机与活力得到了很大增强。与此同时，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等因素也使党的作风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考验，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和陈云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取得明显好转，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针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的严重破坏，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得到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82年1月5日，陈云将中央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阅后批示同意，还在陈云批语中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邓小平和陈云在关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同时，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也高度重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女纷纷经商、办企业。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权力和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倒买倒卖等活动，败坏领导干部的声誉，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形象。为此，1985年3月，中央纪委提出《关于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明确规定凡地师、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已经参加的必须全部退出。4月3日，陈云在《建议》稿上批示：“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可以再大一点，请再考虑一下。”当日，邓小平批阅此件，对陈云的意见表示：“赞成，要早出决定。”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对于刹住这股歪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对积弊日深的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首先是从农村突破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

邓小平和陈云对安徽等地一些农村抛弃“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予以明确的肯定和支持。1979年6月18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就这个问题同邓小平谈。邓小平答复：“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和陈云同样起了推动作用，并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与配合。1979年5月18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邓小平主张打破“铁饭碗”，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经济体制改革在城乡大规模展开后，出现了只强调市场调节而忽视国家计划、只强调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忽视必要的国家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倾向，发生了商品涨价、重复建设、财力分散等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稳，要随时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对于陈云的意见，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他在这次会上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要巩固已有的成绩，总结已有的经验，分析和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改革和开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陈云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并在如何进行对外开放和建设经济特区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邓小平和陈云经常就如何进行对外开放交换看法。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阅荣毅仁来信。信中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并将此信批送陈云阅。陈云当日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1980年12月1日，陈云将新华社内部简报刊登的《国产药材在香港售价普遍下降》一文批给邓小平看，并指出：“各省市自己出口商品竞相削价谋求外汇，这必然使国家外汇损失不少。必须引起注意，而且要有具体办法，避免外汇损失。”

创办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邓小平和陈云都十分重视并支持这项措施。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回京后，2月24日，他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要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指定姚依林、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陈云先看了邓小平在视察中和回京后的谈话记录，又在3月14日专门听取姚依林、宋平等的汇报，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有关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会议根据邓小平2月24日谈话的精神，讨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的问题。4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稿。会议委托中央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专程到杭州向陈云汇报，听取陈云对《纪要》的意见。陈云听取汇报、阅读材料后，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并提出要不断总结经验。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等地发生了一场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政治风波。6月4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时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坚决拥护和坚定支持党中央作出的正确决策及采取的果断措施。

5月19日，李先念、杨尚昆受邓小平委托来到陈云住地，向他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以及戒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当即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并说：“北京定，天下定。”5月20日，陈云前往邓小平住地，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央处理这个问题，发表4月26日社论，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让不让步？不能再让步了。如果再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在会上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必须采取的措施。

与此同时，陈云也在中顾委和老同志中做了许多及时而有效的工作，为党中央处理这场政治风波争取了坚定有力的支持力量。5月23日，陈云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谈话，提议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陈云说：“这个局面不能再退，没有余地了。要拥护邓小平，拥护中央常委。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要肯定。如果说这个社论少了一点，就是少讲了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老同志不出来讲话不行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5月26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了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出席会议的中顾委常委一致表示，坚决拥护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是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陈云等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也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中顾委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设立，历时两届、十年。邓小平和陈云先后担任中顾委第一、二届主任。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曾同陈云商量过中顾委撤销的时间问题。8月24日，邓小平委托杨尚昆、王震到陈云住地征求意见。陈云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即“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1992年中共十四大撤销了中顾委。在分别主持中顾委工作期间，邓小平和陈云互相支持，心心相印，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完成中顾委的历史使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陈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安享晚年，但仍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晚年的邓小平喜欢到上海过春节，1988年至1994年的春节他都是在上海度过的。陈云也从1990年10月起，将休养地点由杭州改到上海。这以后，他每年“十一”前后到上海过冬，来年的四五月间返回北京，一直到1994年5月。

1994年5月25日，陈云因患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在此后直至逝世的近一年时间里，病情时好时坏，一直未能出院。1995年4月10日，陈云病情急剧恶化。下午2时零4分，病逝于北京医院。在陈云病重期间，邓小平曾委派秘书前往医院探望。陈云的逝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并肩战斗、合作共事60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的。

回顾邓小平和陈云交往共事的岁月，特别是他们携手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光辉历程，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是深厚的，共事是愉快的，合作是成功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陈云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一道，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特别是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保持党和国家稳定，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实习编辑：李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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