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关向应同志逝世7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他的光辉一生和高尚品格，缅怀关向应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精神。

关向应（1902-1946）

关向应，辽宁大连人，老一辈革命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典范。曾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120师政委等要职，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7月病逝于延安，终年44岁。毛泽东写下“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的挽词，高度赞扬他的光辉一生和崇高品格。

坚定信念 投身革命

关向应原名关治祥，字和亭，满族人，1902年9月10日出生于金县大关家屯（现大连市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大关屯173号）一贫困家庭。日俄战争后，大连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关向应从小就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愤懑，立志“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骨气！”“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1920年4月，18岁的关向应到大连读书，此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波及大连，《泰东日报》介绍关内学生运动的情况，刊载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他被这些文章深深吸引，开始接触新思想，受到深刻启迪，认识到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需要振奋民族精神，不能甘心当亡国奴。

1922年8月，关向应到《泰东日报》营业部工作。总编辑傅立鱼是有名望的爱国者，他聘用的记者、编辑和印刷工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觉悟。在这里，关向应结识了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刘间躬和他的妻子石三一。他们夫妇是从北京招聘来的知识分子，参加过五四运动，为了引导青年人上进，创办了大连中华三一学校，以教育儿童为掩护，开设工人夜校。关向应积极参加夜校学习，从中了解到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了解到关内的革命形势、俄国十月革命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美好生活。也正是在夜校，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一次从图片上认识了马克思和列宁，在他的心灵深处点亮了一盏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的明灯。

1923年12月末，在北方从事工运工作的共产党人李震瀛、陈为人，以记者身份到大连开展革命活动。石三一介绍关向应与他们结识。几度交谈，关向应就被李震瀛的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所打动，而关向应这个刻苦好学、积极上进的青年也给两位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送给关向应阅读，关向应的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升。1924年4月，李震瀛再次来到大连，关向应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通过阅读革命书刊以及两人的深入交谈，关向应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第一批青年团员，并当选首任团小组长。同年5月，22岁的关向应告别亲人、离开家乡，随李震瀛去上海，同党中央巡视员陈为人一起在闸北上海市民协会进行革命活动。自此改名关向应，志在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

在上海，关向应目睹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十里洋场”的黑暗，更加坚定反对帝国主义、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1924年底，在赴苏联学习前写给其叔父的信中，关向应抒发了自己报效祖国、献身革命的坚定初心和人生抱负。1925年1月，经陈乔年等人介绍，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期的关向应

践履初心 坚贞忠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调从苏联回国，先在上海的团中央工作，后被派到山东，担任共青团山东地委书记和青岛地委书记等职务，为恢复当地党团组织作出了卓越贡献。1927年4月，关向应到武汉参加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留武汉工作。八七会议后，关向应被党中央派往河南，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开展工作，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了豫南地区的武装起义。年底，调往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28年6月，关向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7月，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关向应被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回国后，为恢复和发展共青团组织，他奋战在充斥着白色恐怖的上海。

1930年初，关向应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年冬天，调任长江局书记，与任弼时默契配合，稳定各级组织，沟通与苏区的联系，为苏区及时提供情报和军需品。1931年1月到上海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被调到上海中央职工部搞工人运动。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暴露了中央在上海的不少联络机关，被捕入狱关押近8个月。关向应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利用一切条件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于许多古文书籍的一些章节都能背诵下来。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离开战斗了6年的上海，奔赴湘鄂西红色根据地。

1932年1月，关向应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共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红三军政治委员。之前，“左”倾错误使红军和苏区遭到严重破坏，贺龙和红三军处境异常困难。经过关向应的工作，稳定了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但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和“左”倾错误的极端推行，到1934年3月，红三军已锐减到了两三千人，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饱尝失去根据地的艰难。1934年6月，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会议上，关向应严肃批评了 “左”倾错误。会议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肃反，建立黔东根据地等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把濒临绝境的红三军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出来。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他曾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他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思想纪律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部队上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提高了战斗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关向应侧重抓了地方的土改和政权建设工作，提出了不断扩大苏区、努力恢复生产的方针，使这块红色根据地保障了红三军的给养，结束了红三军建军以来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这些都让贺龙真正认识了这位中央派来的政委，贺关二人相互了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党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松桃县木黄会师，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中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名称。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以六军团政委身份兼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二军团副政委，并成立二、六军团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关向应始终把部队的团结看成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会师以后，他事事以大局为重，教育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向六军团学习，加强团结。在1935年1月湘鄂川黔省委召开的丁家溶会议上，关向应对红军在洪湖和湘鄂西遭受挫折的责任既不回避，也不推卸。他说：“我是中央分局的成员，经过中央分局决定下来的一系列错误决定，都有我的责任。”体现了他纯洁的党性和坦荡的胸怀。会后，两军团投入到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打击并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实现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作战的计划。

关向应（前排左四）跟红军战士在一起。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突围长征，抢渡乌江天险、转战乌蒙山区，巧渡金沙江、征服大雪山，历经艰险，于1936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后任二方面军总政委）。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反党分裂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张国焘为把红二方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派人散发反党小册子和四处游说，关向应下令收回全部小册子，并征得任弼时、贺龙的同意当即全部烧毁。对于前来游说的人，关向应亲自出面跟他们约法三章，只准介绍当地情况，不准发表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言论，不许讲党中央的一句坏话。在长征路上，关向应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时刻与战士同甘共苦。当行军最艰难的时刻，他走到队伍中间进行政治动员：“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在一块，死就死在一起。”这些铿锵有力和充满感情的话语，激励战士们鼓起战胜困难的勇气。过草地时，他和后续部队在一起，草地上人烟稀少，粮食本来就很少，后续部队就更困难了，关向应和战士一样，能搞到什么就吃什么。他的战马成了伤病员的专用牲口。四方面军送给他一面帐篷，每到驻地，他总是让战士、警卫员、饲养员跟他住在一起，“以挤满为原则”。遇到受伤有病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他总是想尽办法，把他们带出草地。关向应与贺龙处处以身作则，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终于战胜了挑战人类极限的艰难险阻，胜利地走过了草地。长征结束时，红二方面军还有1万余人，从相对数字来看，在三大主力红军长征途中，二方面军是减员最少、保留力量最多的一支队伍。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间，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主任，后改为政委。9月间， 120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1937年10月，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毙伤敌人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截断日军两条交通补给线，对于迟滞敌人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120师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屏障。

1938年9月，关向应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会后，党中央任命他兼任中央北方局成员。1938年底，120师开赴冀中协助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次年初，北方局决定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部指挥，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时常教育120师干部自觉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告诉干部战士：晋察冀根据地是一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他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120师作报告，对官兵进行教育，并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120师工作的干部。在冀中，他参与指挥了齐会、陈庄等战斗，粉碎日伪军的多次“围攻”，发展壮大了冀中抗日武装，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达到高峰，阎锡山也同流合污，制造了“晋西事变”。为制止投降逆流，120师主力奉命由冀中平原回师晋西北，于1940年2月到达晋绥根据地，挽救了晋西北危局。之后，成立了晋绥军区，关向应担任政委。领导晋西北军民连续粉碎了日军发动的春季和夏季大“扫荡”。同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关向应继续担任政委。

194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由于肺病复发，他不得不于同年秋回到延安治疗休养。关向应曾经坐狱，遭受摧残，又长期戎马征战，身体一向不好，但他始终忍受着疾病的痛苦折磨，在艰苦环境中拼命工作。早在1940年初，肺病已开始加重，党中央闻讯后十分关心，叫他回延安休养。到延安不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重返前线。这次返回延安后，病情时好时坏，再也没能重返前线。他经常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一个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失掉他的劳动能力。”“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1945年4月，关向应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但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病情恶化，他写了向党的告别信：“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病中的关向应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精神丰碑 风范永存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因肺结核病在延安逝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同志都对关向应给予了高度评价。延安各界、晋绥根据地和东北等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解放区报纸发表了大量纪念关向应的文章。关向应一生44载，在故乡金州和大连生活了22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22年。他把自己的生命同中华民族的命运，同中国革命的事业紧紧融合在一起，为我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2009年，关向应入选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关向应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的精神，胸怀大局、维护团结的精神，一心为民、甘于奉献的精神，意志坚毅、奋斗不息的精神，追求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是我们党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砥砺红色初心、践行奋斗使命的强大精神力量，必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实习编辑：李晨昕

责任编辑：曹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