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耕农 （资料图片）
他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3岁打入阎锡山部，1943年12月被阎锡山迫害牺牲，年仅28岁。他就是党安在阎锡山心脏里的“眼睛”——樊耕农。
热血青年《晨光》抗日
“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呼声；今天的雨不是雨，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血和泪……”1932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17岁的樊耕农参与组织召开了运城各界人士纪念大会。面对三四千人，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此前，他就联系同学发起成立了“运城学生抗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执行委员，撰写过不少抗日文章，印刷和张贴过不少革命传单和标语。
樊耕农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文学作品，还报名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在其中担任研究股长和《晨光》杂志编辑，刊物每期印数都在1200份以上。这本樊耕农设计封面的杂志反对内战、抨击时局，宣扬新兴文艺和苏联建设，登载过邓初民的《社会学大纲》和郭真的《哲学入门》等作品。
1933年9月,18岁的樊耕农入了党，开始了他斗争的新阶段。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樊耕农和王芷蘅、屈斗三人合作,创办了《河东日报》。报纸刊载中共中央号召和政府抗战法令，揭露日军暴行，报道军民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颇受各界人士欢迎。樊耕农担任收录新闻、撰写社论、编排版面、刻字印刷等繁重工作，每日都工作到深夜。
1938年1月,樊耕农到临汾阎锡山“民族革命大学”教务处协助杜任之(中共党员)工作，负责编辑校刊，还帮助杜任之主编了《民大革命丛书》，其中《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政略》《民大纲领解释》《怎样做个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等文章影响深远，引导不少青年走上了抗日道路。
“眼睛”安在阎锡山心脏里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前后，党中央任命杜任之为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归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王若飞领导，日常工作由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联系。樊耕农等3名地下党员参加了特别小组，协助杜任之工作。
1940年初夏，二战区总部移驻山西吉县克难坡，一切军政大事由阎锡山亲自主持的“高干会议”作出决策。由于樊耕农长于写作，沉着干练，又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执行部领导干部的信任，于是经杜任之运作，调樊耕农担任执行部办公室秘书（少将），专门负责“高干会议”的记录和起草撰写重要文稿。这一工作，为他给党中央搜集重要情报提供了便利。
此后,每逢高干会议结束的当天深夜,樊耕农就会将阎锡山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会议决议，一一写成情报，交杜任之，再经王世英转报党中央。如阎锡山提出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政治就是指鹿为马”等投降主义口号，就是党中央接到樊耕农情报后，在社会上予以公开揭露批判的，对时局发展影响甚大。
1941年春，阎锡山在形式上仿效共产党，让干部们编成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樊耕农被推选为办公室小组组长，阎锡山就编在这个小组，亲自参加组织生活。无论阎锡山平时如何长于戴假面具，但在小组会上，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内心活动和真实观点。
阎锡山的一举一动和心理状态都逃不脱樊耕农的眼睛，他把阎的情况及时转报党中央，在我党对阎锡山的工作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和朱德在一次接见王世英时赞扬道：“你们办事处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知道……”王世英也在一次给杜任之送延安报刊时赞扬说：“你们真了不起!我们党在顽固阵营里筑了一座堡垒；现在，竟把眼睛安在敌人心脏里去了!”
“死亡警告”阻军阀公开降日
1942年夏初，阎锡山准备公开投降日军。党中央立即指示“晋西特别组”：“阎锡山是个军人，公开投降比汪精卫对民族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须设法阻止阎公开投降。”
为了全面打乱阎锡山回太原向日军投降的计划，樊耕农连夜用左右手不同笔体，写了几封匿名信，内容是“你当汉奸,你的儿子都会打死你,因为他们不愿当汉奸的后代。”“我们掌握抗日枪，谁要投降就打死谁”等，并将匿名信投进阎锡山的“密报箱”。他又以阎锡山倚重的同志会和政卫团一些人名义写信警告：“如果你当了汉奸，我们大多数人不仅不会跟你走，还要设法除掉你这条祸根!”迫使阎锡山不敢公开降日。
樊耕农还经常召开秘密会议，向克难坡的进步青年分析抗日形势，揭露阎锡山准备降日阴谋，从而把二战区总部内的广大青年紧紧团结在地下党组织周围，为我党培育了一大批外围工作人员。
1942年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樊耕农与太岳根据地女干部刘生岚结婚，樊耕农介绍刘生岚入党。结婚时，阎锡山的亲信梁某做了证婚人，并在权威报纸刊登了结婚启事，二战区党政军界高干240余人参加婚礼。
结婚后，刘生岚积极为党工作，通过她同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的亲密关系，樊耕农搜集传送了大量情报。夫妻俩的行为遭到一些顽固反动分子的仇视，有人向阎锡山密报樊耕农是“共党嫌疑分子”。1943年春，樊耕农被调离二战区总部秘密监禁。在酷刑下，樊耕农坚贞不屈，没有出卖组织。1943年12月26日，备受折磨、身患重病的樊耕农不幸辞世。
来源：人民网
编辑：王雨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