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养山。(资料图片)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两次掩护贺龙,发展了我党首个在敌人情报系统高层的特工,与敌人斗争十数载从未失手,被称为“福将”。
好友入“中统”,慧眼建内线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只好回到老家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产党,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了陈养山。陈养山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便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七八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后,三缄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虎穴”办起通讯社 “煽风点火”挖情报
1935年9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陈养山到重庆,协助陈昌开辟情报阵地。
陈养山到达重庆后探听到四川实力派人物、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因效益不好拟停办。陈养山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办过通讯社,深知用通讯社作掩护搜集情报的作用。于是决定同刘航琛取得联系,接办这个通讯社。经协商,通讯社优先转发刘航琛一方的新闻稿,刘将新四川通讯社社牌、印章无偿交给陈养山。
担任总编的陈养山将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用作通讯社的活动经费,以致自己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有时一天只吃一个烧饼。为了给新四川通讯社找个“靠山”,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陈养山决定同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建立联系。
经协商达成协议,陈养山做政训处义务情报员,给政训处提供一些情报;政训处每月给100元作为通讯社的经费。自此,新四川通讯社打着重庆行辕政训处这块招牌开展情报活动。为了提高通讯社影响力,陈养山还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改头换面”,写成“本社专电”;又利用原来在上海报界的旧关系,从上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专电”,以致许多报社争先采用他们的稿件。
通讯社还利用敌人各派系的矛盾,引发内耗。如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为新市长李鸿混修建公馆强占民房事,是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的,经由通讯社曝光后,引起重庆市政府与宪兵三团互斗。又如军统与中统争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领导权,通讯社发稿揭露,结果引起双方斗殴。
新四川通讯社还获得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动向,国民党军部、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夺权力的情况,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等。
1937年,由于通讯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怀疑,通讯社的工作被迫结束。
辗转敌营16年,从未被捕成“福将”
陈养山从中央特科创建到1940年回到延安,共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辗转于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
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月后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和陈赓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9月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十分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赓到后,两人判断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第二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
陈养山为什么能够称为“福将”?罗青长认为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来源:人民网
编辑:李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