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日，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在辽沈战役义县攻坚战中不幸触雷牺牲，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中共中央随即发来唁电：“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回顾朱瑞的革命生涯，他不但是人民炮兵的重要奠基人，也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委、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组织部长，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等职。他擅长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通过兵运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曾组织领导了宁都起义、“八三义举”，书写了我军兵运史上的精彩篇章。
挽救宁都起义危局
20世纪20年代，朱瑞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归国，任中央军委参谋科参谋，次年被任命为兵运破坏科科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年，中央军委举办兵运训练班，由朱瑞主持，着手培训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王超和李肃三名地下党员，准备派往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组织发动起义。
训练班位于上海二马路中国旅馆地下室和四马路振华旅馆内，主要培训思想政治和兵运业务，朱瑞亲自教授思想政治课。第一次上课，他就明确指出：“你们这次到江西去的任务，中央已经决定了，就是争取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到革命方面来。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去江西的努力了”。并介绍了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理论，给大家发放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相关书籍。
接下来，朱瑞带领大家共同分析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与总指挥孙连仲，及其内部之间的重重矛盾，让学员们掌握发动起义可以利用的内因。同时，教授大家兵运工作方法，如拉拢敌军的套路，启发穷苦士兵的阶级觉悟，疏离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扫除敌军官的威信，等等。还将学员送到黄埔码头体验码头工的艰辛，增加对工人阶级的感情。培训结束，朱瑞送来活动经费，明确到江西与党组织接头的地点和暗号。临行前朱瑞又叮嘱：“如需向中央请示报告，可以写信给复旦大学章学森，对方会代为转达。碰到紧急情况来不及向中央请示，可以直接进入中央苏区找红军联系，接头暗号是‘朱瑞派我来的’。”
进入二十六路军驻地宁都，袁汉澄等人迅速投入工作，遇有原则性或棘手的问题，就按规定向上海的党中央请示，朱瑞则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指导。关于策反对象，王超等认为二十六路军许多军官受大革命影响，完全有可能投向革命，如果能争取过来更有利，而中央兵运方针中“要兵不要官”的政策不符合这里的实际。朱瑞回复表示同意，但要求他们必须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下层士兵身上。根据这一指示，不少思想先进的军官，如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军参谋长赵博生的亲信）、总指挥部执法队队长王振铎等先后加入党组织，成为组织起义的重要力量。
正当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快速发展时，突然发生了两名军官党员违反党纪并威胁退党的事件，严重影响到地下党组织的安全。紧急情况下，党组织迅速派人赴上海汇报，朱瑞指出“宁都党的发展有官长路线的倾向”，并指示袁汉澄和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去，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将党员按照军官与士兵划分成立党支部，且两个支部独立工作互不发生联系。在妥善处理退党事件后，二十六路军中又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特别支部”），刘振亚（董振堂部上尉参谋、中共秘密党员）为书记，直接领导军官和士兵支部，特别支部随后成为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朱瑞指示特别支部：“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本鬼子的事实……教育广大士兵……利用人民和士兵的反日、反蒋情绪，是你们开展士兵工作的绝好机会。”根据朱瑞的指示，特别支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不久二十六路军中部分高级军官也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为赵博生和董振堂，赵博生是军参谋长。该军总指挥孙连仲在江西“围剿”红军期间，打着治病的幌子躲在南京、上海享乐，总指挥部例行公事全部交赵博生代理，赵是实际上的最高指挥长官，如果能争取过来，对起义的成败将起到关键作用。董振堂为七十三旅旅长，是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为慎重起见，特别支部让其身边人进行认真甄别，还多次讨论他们的入党动机，并向上级汇报了考察情况和二人的入党申请。朱瑞迅速报请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批准。1945年5月，朱瑞在延安红五军团山头会议上曾谈起此事“……中央经过权衡比较之后，决定先批准赵博生入党。后来的事实说明，董振堂是一个一心向往革命，对党非常忠诚的好同志。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只批准了赵博生一个人”。
1931年12月初，王超赴上海汇报工作时在南昌意外被捕，携带的秘密文件被特务截获，蒋介石发电责令赵博生彻查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党员。电报被罗亚平截获后送交刘振亚，特别支部随即决定立即暴动，由赵博生发出“遵令即办”的回电拖延时间，与董振堂一起筹划暴动具体事宜，并尽量争取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共同起义；派袁汉澄按照朱瑞关于紧急情况下“直接进入中央苏区找红军”的指示寻找中央苏区的党组织。袁汉澄迅速由宁都进入临近的中央苏区彭湃县，以“中央军委朱瑞让我来的”与县委书记霍步青接上组织关系，后被送到叶坪的红军总司令部，直接向朱德汇报了有关情况。
12月10日，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赶赴石城县秋溪村，经过研究决定派红四军一部进至宁都、广昌之间钳制国民党军，接应起义部队；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携电台至彭湃县指挥起义行动，并安排地方党组织做好起义部队赴苏区整编的相关准备。
有了中革军委的坚强领导，起义于14日晚如期举行。当晚，赵博生“邀请”二十六路军中所有旅、团长参加所谓的“进剿宴”，并当场控制了反对起义的人员。随着三颗信号弹打破漆黑的夜空，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爆发，赵博生、董振堂等带领1.7万余名官兵及全部武器装备，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央苏区，光荣的红五军团由此诞生。
建设与东北军合作的桥梁
1935年11月，红一、三军团合并，朱瑞担任新组建的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随军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并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向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瑞等联名发表《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联合抗日救国协定，中共中央随即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西征战役打响后，中央又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之下设东线和西线两个领导机构，西线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彭德怀、朱瑞负责，重大问题两人共同研究决定，具体事宜由朱瑞负责。
朱瑞主持起草了《西征中统战工作指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消灭敌人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针对红军指战员普遍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实际，他将宣传教育放在首位，帮助官兵在思想上正确认识统一战线。在一军团，朱瑞主持制定了《一军团政治部关于西征中抗日统一战线部的工作》，根据这份文件精神，军团政治部编印了针对性的课本用于连队教育；连队和机关分别成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小组，检查督促争取友军的工作，并规定了“不打抗日的红军”“联合红军打日本”“联合红军打卖国贼”等战场、行军和宿营的口号标语；同时组织官兵通过各种方式向东北军散发传单、邮寄信件等，广泛地把红一军团指战员投入到统战工作中。
朱瑞还重视对东北军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其爱国觉悟。根据他的指示，红一军团政治部大量印发《告东北官兵书》等材料，想方设法投送到对方官兵手中，并多次给何柱国等东北军将领去信，表明红军愿意联合抗日的态度。朱瑞还亲自做对方高级军官的工作，经常冒险在野地里与师参谋长、团长会晤。东北军一〇五师隔清水河与红一军团对峙，是朱瑞统战的重点对象。他先后同该师参谋长董彦平以及多名团长交谈，互换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揭露蒋介石欺骗东北军打红军的阴谋，表明愿意与对方发展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诚挚愿望。对方感受到我方诚意，纷纷表示赞成联合抗日。对于那些轻视红军，坚决执行蒋介石“围剿”政策的东北军军官，则进行必要的反击以打促和。同时，每当作战中东北军官兵被我俘虏时，红一军团不但给予生活上的优待，还组织他们参观我方驻地，让其给所在部队长官去信，讲明红军联合抗日的诚意。
同时，朱瑞也非常重视对东北军下层官兵的统战。1936年6月，他与政治部联络部长等人渡过清水河来到一〇五师驻地，向对方基层官兵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朱瑞的演讲声情并茂且晓之以理，使现场的东北军官兵深受感动，很多人当场喊出了“打回东北老家”“和红军一起抗日”等口号。经过上述努力，红一军团与东北军一〇五师表面上敌对，但双方私底下往来频繁甚至做客谈心，有时还共同举办联欢会。甚至对方官兵来访时，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等还亲自迎接并作报告。
西征过程中，宁夏军阀马鸿逵多次派兵攻打红军，当他的骑兵进攻豫旺堡时，被我军予以痛击并合围两个营，惊慌的马鸿逵向蒋介石求助，蒋遂派一〇五师解救。这让张学良和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既不愿进攻红军又不敢得罪蒋介石。一〇五师地下党员刘澜波向朱瑞报告了这一情况后，经过商议，我方提出采取双方演戏的方法，东北军假进攻，红军则让出一条通道放行。当天，一〇五师派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豫旺堡，红军则在通道两边对空射击。朱瑞还安排政治部在通道两侧张贴标语、组织群众慰问和宣传队演出，抓紧时机给东北军上了一堂政治课。从此，双方有了新的合作方式：每当蒋介石派人监视或督战，就如法炮制商议好进攻时间、路线和方向等，作战时按照约定搞一场“军事演习”，东北军还会在“战后”主动送来弹药弥补红军的匮乏。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准备经甘南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南下接应。此时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东北军何柱国执行蒋介石“剿共”计划，遭到红一军团猛烈反击。待张学良返回西安，何柱国虽停止进攻，但其部队控制了固原、海原和同心县城，成为我军西进、南下的重大威胁。于是朱瑞化装后怀揣彭德怀亲笔信，深入固原县城与何柱国多次会谈，向对方坦诚相告红二、四方面军人数、位置和北上路线等情况，由于这些情况与何柱国掌握的情况大致相同，最终取得对方信任，何柱国下令部队在海原、同心县城之间让出道路，红一军团二师得以顺利南下，兵不血刃地于9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朱瑞于12月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二方面军，朱瑞继续保持和发扬统一战线的威力，代表贺龙和关向应时常往返于周边的东北军一〇九师和一二〇师之间，使其与红二方面军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37年7月，朱瑞调任中共北方局，关向应写下了临别赠言：“你在东北军中建设了国共合作的桥梁，愿你再开辟一条收回东北的大道。”
临危受命领导“八三义举”
1939年，为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对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朱瑞先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等职，开始领导山东的敌后抗战。当时的山东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除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各类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最多时有240多支，20余万众，分别隶属于学忠的鲁苏战区和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朱瑞继承和发展与东北军的友好关系，笼络于学忠打击沈鸿烈，逐步瓦解顽固派沈鸿烈的势力，为我党我军在山东敌后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2年，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爆发“八三义举”，能否妥善处理这起突发事件，成为与东北军统战关系的一次考验。义举的起因是，1940年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暗中投敌叛国，被三三三旅旅长、中共秘密党员万毅发现，遂联合该师爱国的师长常恩多发动除奸行动，驱逐了缪澄流。但是两年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该师部分军官转向反动，以参谋长陶景奎为首的高级军官突然发动事变，逮捕了万毅和八路军驻该师民运科长彭亮，万毅被关押，彭亮遭杀害。8月2日，久病缠身的常恩多自感时日无多，又担心部队走向反动，遂与交好的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商量，决定将部队改名为“东北挺进军”打回东北老家，并手书一份“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的命令交给郭维城。也是在这一天，万毅被鲁苏战区军法分监终审判决，定罪“通敌、西安事变从犯、奸党嫌疑犯”。郭维城来到监狱告知万毅即将起事，之后会营救他出狱，希望万毅帮助他掌握部队。万毅感到事关重大，当晚便越狱赶赴山东分局汇报情况。8月6日，一一一师在常恩多、郭维城率领下起事，改称“东北挺进军”。
在山东分局驻地朱范村，朱瑞召集分局领导听取了万毅等人的汇报，认为这一事件是顽固派反共、分裂和倒退逼出来的，我方应帮助友军脱离顽固派的控制，遂决定由朱瑞带领指挥小组，与万毅等人靠近该师予以帮助。起义后的一一一师，缺乏有力领导，部分人员在反动军官的带领下出走，呈现哗变瓦解之势，常恩多只得下令向八路军根据地开进。9日，朱瑞赶到该师师部，常恩多已去世，情况变得更加危急。朱瑞立即向郭维城提议，马上恢复一一一师番号，放弃“东北挺进军”的称呼，不再提任何口号只提团结抗战，坚决维持部队稳定。并代表山东分局提议：暂不发布常恩多去世的消息，继续使用其关防和印章发布命令，由万毅、郭维城任副师长，由他们商定旅、团长的提名，报山东分局批准。部队初步稳定后，朱瑞又指示万、郭二人将其带入我滨海根据地休整。
朱瑞认为，义举部队的归属事关重大，如果马上改编为八路军，不但容易给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以口实，也容易导致友军的猜忌，目前应该真诚地维护其稳定，将其改造成非八路化的外围友军。此时，该师部分官兵认为这次义举只带过来三分之一人马，情绪上悲观失望。朱瑞便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次法军打败德军，高兴地跳起舞蹈，但是突然有人喊，我们为什么没有脑袋，有人回答“我们的脑袋被德国人拿走了”。朱瑞进一步解释道，这说明法军虽然打赢了，但所获并不多，就好比我们这次事变，虽然带过来的人数不多，但常恩多师长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我们的脑袋，这就是最大的胜利。听了这个故事，官兵们纷纷笑了起来，精神也振作了不少。朱瑞和分局领导还多次到该师驻地看望官兵，讲解起义后部队面临的困难和我方政策，并安排地方政府保障好部队的生活。
之后，朱瑞代表山东分局提出：“教育士兵，改造干部，团结上层”的建议，尽力帮助这支部队重新回到抗日前线。经过整顿，一一一师举行了民主选举，万毅为师长，郭维城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国民党方面重建一一一师，中共山东分局抓住这个时机，批准义举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后来，这支部队英勇善战，成为滨海军区的骨干，解放战争初期挺近东北，最终成为“万岁军”三十八军的基本力量。
在山东，朱瑞一贯重视团结争取东北军，1942年5月日军对于学忠部大规模“扫荡”，危机时刻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主动让于部进入我方防区躲避，并在给养方面给予优待。自此，双方关系更加密切，不但互派代表联络，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电台联系。1943年，于学忠部在日军打击下损失过半，加之其消极反共的态度，蒋遂命令其率部撤出山东，由亲信李仙洲率九十二军接替。朱瑞与山东分局抓住这一时机，对于学忠开展大量工作，说服其让出沂鲁山区和滨海的诸日莒山区。最终，于学忠毅然放弃蒋介石等待李仙洲部接防的命令，提前撤出这一战略要地，并通知我军接防。我军以此打通了滨海与胶东的直接联系，控制了沂蒙山区的大部，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战略上的极大优势。
1943年12月，朱瑞抵达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七大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他出任延安炮校代理校长，干回了自己年轻时就热爱的炮兵专业，从此开启了建设我军强大炮兵的新征程。解放战争中，他将全部精力扑在人民炮兵的建设事业中，白手起家创建了威震辽沈的东北炮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朱瑞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编辑：李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