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研。后来一部感动无数人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是以这段史实拍摄的。
就是周恩来的这次伯延调研，推动了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解决。在伯延的四个昼夜里，周恩来同村民们朝夕相处，总理亲民的形象、务实的作风、求真的精神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为党员干部做好调研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选择典型地方，抓住重要问题调研
1961年，为了解决农业经济衰退和农民生活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都要去各地调研，解决食堂、社队体制和农业生产问题。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准备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也带人到河北邯郸地区搞起了调查研究。
在这次调研中，周恩来选择将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为重点调查对象。之所以作此安排，周恩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伯延是革命老区，曾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伯延公社是华北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社，也是受“大跃进”影响较深的地方，选择在这里调研具有“解剖麻雀”的典型性。为了做好调研，周恩来提前20多天派出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等工作人员到伯延进行详细的蹲点调查。
抵达伯延后，周恩来抓住了农民普遍关注的公共食堂、供给制和评分计分等问题作为重点进行调研。他走访了公社食堂、拖拉机站、供销社、饲养场，还走村串户，到了几十户社员家庭察看情况。他在路上也好，挨家挨户去走访也好，都要问大家为什么吃不饱，为什么大锅饭不好，调动不起来农民的积极性。他看到肩上挑担子的，都要接过来亲自试试看。其间，周恩来还至少主持召开了4场座谈会：5月3日上午，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11名社队干部座谈；5月4日下午，召集12名社员代表座谈；5月5日下午，召集13名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5月6日上午，召集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座谈……几乎每一天都有一场座谈会，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
调查研究要了解实情，就要能听真话，让基层群众敞开心扉说真话。对此，周恩来深有体会，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曾说道，“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
在伯延调查前期，周恩来首先与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们进行了座谈，在与公社干部座谈时，公社干部们对周恩来说：“社员们能放开肚子吃，虽吃得不好，但能吃饱。”
但周恩来在随后到农户家中走访时却发现，很多农民家中根本没有存粮，很多社员面黄肌瘦，面带菜色，还有人患上了浮肿病。周恩来觉得公社干部们没有完全讲真话，于是，他决定召集社员座谈了解真实情况。
座谈会上，社员来了很多。但大家都低着头坐着，都不吱声。周恩来见老百姓心里有顾虑，有怕“官”畏言的心理，便转回身指着墙上挂着的毛泽东和他本人的画像风趣地说：“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来，就是要听听你们的心里话。你们有什么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说错了也不要紧。”
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你幸亏来得早，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着肚子。”周恩来听张二廷这么说话，脸上顿时沉重起来，下意识地靠在了旧式木椅上，半袋烟的工夫没吭声。社队干部不敢吱声，直往墙旮旯躲。周恩来首先打破了僵局，和缓地说：“二廷，你说话要负责任，我还能饿肚子？你要讲出道理来没有什么，要讲不出道理来，我要怪罪你的。”张二廷也觉得自己严重了，但是话已说出口了，就要敢说敢当。他继续说道：“我既然说了这话，就要讲出个道道来，讲出来是不是个理，你看着办。在北京坐着，国库里能长粮食？啥也不长，地里也收不上来，就是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也轮不到你，我们就在地里生着吃了，你又不在地里守着，你们征购不到粮食。国库里的粮食两年吃不完，三年扫扫尾，到那时你还有啥吃呢？”听了张二廷这番话，周恩来慢慢地从靠背椅上坐了起来，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他高兴地说：“二廷，我想也想不到这个理，我走过这么多机关，没有人能说住我，今天叫你说得我闭口无言。”
事后，周恩来在提起这件事时还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到了张二廷家里走访，张二廷又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周恩来一字不漏地听着，了解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一线实情。临别时，张二廷说希望总理以后还能经常来伯延走一走。周恩来当即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食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且代表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四顿午餐换了三个食堂吃
调研期间，周恩来十分细心地观察生活，不放过任何一个发现问题的机会。为了弄清群众对食堂的真实想法，他在武安县吃了四顿午餐，却换了三个食堂。
第一天的午餐，是地方干部安排的，地点就在公社食堂。当时是困难时期，国家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当地干部知道这条规定，不敢破格，只给周恩来蒸了馒头、红薯，还煮了面条，炒了四个素菜。吃饭时，周恩来一边吃着红薯，一边风趣地说：“红薯很好吃，可以进入国宴招待外宾。”饭后，周恩来仍感到这顿饭的水平不能反映整个食堂的水平。于是就告诉干部：“明天去大队食堂吃。”
到了第二天中午，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周恩来被安排在万家过道的大队食堂吃。为了总理的安全，也为了让总理能安静地用餐，大队安排社员们提前打走了饭，然后才让周恩来去用餐。这顿饭吃得与第一顿饭没有多大差别，周恩来觉到这种提前打了招呼，作了准备的派饭还是不能反映大多数食堂的水平。
到了第三天中午，周恩来再次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就带着周总理到前进街食堂用餐。干部们一进食堂就问：“还有饭吗？”“有。”说话间，周恩来也进了食堂，他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看到锅内只剩下一些玉米糊糊，就坐到了一条板凳上，等着吃饭。干部们无奈，只好给周总理盛了一碗糊糊，递过块咸菜，让周总理尽快吃完这顿饭了事。饭后，周恩来说：“这才是群众的食堂呢。”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为了掌握农村食堂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不仅亲自到食堂吃饭，有时还搞“突然袭击”，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地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有一次，大家发现总理不见了，连忙分头去找。一名工作人员凭着自己对总理的了解，在一家烟囱冒烟的人家找到了周恩来。原来，当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很少有人家烟囱冒烟的，周恩来于是前去察看情况。原来是一名老汉在公社食堂吃不饱，回到家里生火煮起了榆树叶子和粮食混合的稀糊糊充饥。见此情景，周恩来心里十分沉重，“这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出门后，周恩来似是自言自语地大声说道。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周恩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都对食堂不满，于是他对提议，要不要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自愿入食堂，不愿入的可把粮食领回去。最后选择在当地胜利街第一小队宣布了这个试行决定，结果除了炊事员外，大伙全部都选择退出了食堂。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实地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将调查中发现的四个较重大问题，于5月7日凌晨3时用电话如实向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他提出：一、赞成解散公共食堂；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做法；三、群众要求恢复评工计分，也就是要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可以提高群众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春收较差，秋收有望，要注意恢复社员体力和畜力。
毛泽东立即对周恩来的意见作了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半个月后，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食堂则规定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等。这些符合实际的决定，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伯延公社也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人民公社。
向周总理学调研“真经”
周恩来是我们党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曾深情地说道：“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
伯延调研只是周恩来众多基层调研中的一次。但总理的这“四个昼夜”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大兴调查研究的今天，我们要学习他正确的调研态度，真正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以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真问题为目标进行调查研究；要学习他求真的调研精神，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真正做到听真话、察实情；要学习他科学的调研方法，抓住重点，解剖典型，善于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并及时总结汇报，推动问题能实际性地解决。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网
编辑：李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