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事情是好是坏都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因此他一生都很注重调查研究。而他一贯严密周到、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也体现在调查研究中。

三峡调研：通过实地考察，作出重大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解决长江洪涝灾害和水利发展问题，始终是萦绕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的重大问题。然而围绕在三峡修建水利工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功能、选址及影响上。为了破解三峡工程“建不建、在哪建、怎么建”的难题，周恩来于1958年2月26日至3月6日赴长江三峡开展实地调研。

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次调研人员的组成。他确定下来的调研人员名单，不但包括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也有长江中下游相关省市负责人，还有国内的水利专家，以及苏联的水利专家。在考察线路上，周恩来提出乘船溯江而上，从武汉一直考察到重庆。

一路上，周恩来冒雪实地考察荆江大堤，又分别到南津关坝区和三斗坪坝区两个备选坝址进行实地调研。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坝址后，周恩来全面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实地研究工程设计方案，并对钻出的岩心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到不同岩心的材质硬度、施工难度等情况后，他选择了一截花岗岩岩心带回去，准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

几天的实地考察后，周恩来基本了解了问题，但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所在。从3月2日开始，周恩来围绕中央关于“如何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的问题，在船上主持召开了讨论会，对三峡工程进行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论证。船舱内挂着规划和设计示意图，气氛非常热烈。持续数日的讨论会上，为了进一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周恩来安排各地负责人和苏联专家先谈，然后是中方专家谈，把自己的发言放在了最后。时任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列也夫斯基、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计委副主任刘西尧、四川省委书记闫红彦、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都充分表达了意见，而周恩来则认真记录专家观点、综合比较各方意见。

直到3月6日，周恩来对兴建三峡工程和制定长江流域规划有了比较全面和直观的认识，经过综合分析，他得出结论：以兴建三峡工程为主体的治理长江流域的方针，应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

现场调研，现场给出结论，这是周恩来实地调研的特色。3月23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这份报告最终获得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会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也可能修建，但最后下决心修建，以及何时修建，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作出决定。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关于三峡水利建设的报告，使得三峡工程没有匆忙上马，这为多年后经过充分论证正式开工建设三峡大坝定下了基调。

周恩来的实地调研法即通过实地走访、实地考察获得直观感性认识和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分析和综合，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或办法。这也成为我党干部经常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

三门峡调研：通过会议讨论，解决实际问题

1957年，黄河中游开始修建三门峡工程。然而这项水利工程开展后，围绕工程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尤其是承担三门峡工程设计的苏联水利专家以闸门启闭困难和需要延长工期为由，不同意修改原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工程如期竣工并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难题。

1958年4月21日至4月24日，周恩来以召开现场座谈会的形式在三门峡工地充分调研各方意见，了解分歧所在。

采用会议调研，对于参会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当时陕西的同志对三门峡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以及对渭河的河床抬高充满焦虑。为此，周恩来特地邀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一道参加会议。此外，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有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钱正英，河南省省长吴芝圃，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山西省代省长卫恒、副省长刘建基，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委员会第一书记刘子厚、第二书记张海峰、第三书记王化云等人。

能否让参会对象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对于调研成效具有显著作用。为此，周恩来在主持会议的三天多时间里，积极鼓励大家发言，特别是鼓励大家多提出反对意见，说出心里话，不必担心树立对立面。关于水库规划、设计寿命、防洪效果、库区移民、水土保持及工程施工等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分析。经过充分的会议争论，直到所有的意见已经摆上桌面，周恩来才于24日晚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于大家的问题一一予以回应。对于工程问题，周恩来的具体意见是：首先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其次，先防洪，后综合利用；其三，防洪的限度和防洪的目标是确保西安。针对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把握、移民任务太重等顾虑，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将原方案改为坝高按360米设计，把坝基打牢，按350米施工，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减少移民任务。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是建立在会议各方意见充分表达的基础上，既照顾到整体利益，也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解除了一些干部的顾虑。这次三门峡现场会后，周恩来在北京又两次召集相关部门和负责人座谈，互相交换意见。他还专门就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报告座谈会内容，并附上《水电部党组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请求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最终，顺利推动三门峡大坝在1960年建成蓄水。后来，三门峡工程还经历了增建和改建，在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时，同样安排了会议调研。

会议调研法在党内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事实上，党内很多重大决策的产生，都是通过会议调研的方式确定的，最典型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召开的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该法主要通过邀请调查对象以座谈会形式来搜集资料、分析和研究问题，这种调研最突出的优点是工作效率高，可以较快掌握详细、可靠的信息，节省人力和时间。

新会调研：通过现场走访，了解实际情况

1958年7月1日至7月7日，为实地考察广东新会在农业、工业、商业等领域的工作情况，周恩来轻车简从，在新会开展了七天六夜的访谈调研。开展访谈，重在求实，既要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也要避免盆景式观摩。为了能广泛地接触群众，更多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谢绝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人的陪同，乘吉普车自行前往新会，随行只有当时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罗青长、范若愚、中科院科学家吴征镒、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等几名工作人员。

到达新会后，周恩来走访的第一站是新会北郊的圭峰农场。在农场的两个小时里，面对下放当地的干部学员，周恩来提出了很多极细致具体的问题。他询问他们劳动辛不辛苦？学习上安排了哪些课程？工资收入多少？一天吃几餐？一餐多少钱？能不能吃上猪肉？为了拉近距离，他还应邀一起品尝了刚收获的菠萝，中午就餐时也不忘和大家畅谈工作和生活问题。

午后，他前往大泽区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视察。在社委会，面对30多名社委干部和群众，周恩来仔细询问合作社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收益分配、家庭副业等情况。看完网山的经济作物生长情况后，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五和农场走访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当周恩来听到高粱和水稻远缘杂交实验已经成功，进入第三代时，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既然高粱做父本和水稻杂交，为什么不可以高粱作母本和水稻杂交试一试。”除了在农场边看边问，周恩来还来到周汉华家观看杂交水稻标本。

开展访谈，尊重差异很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基本的态度上，也体现在访谈用语的风格上。7月3日上午，在周郡农业合作社，当周恩来看到社员在使用插秧船插秧时，他用粤语问社员：“好唔好用（好不好用）？”听到社员肯定的回答，周恩来高兴地说：“有了插秧船，农民插秧就没有那么辛苦了。”接下来，他又沿途查看了周郡小学、卫生院、幼儿园、养蚕房、供销社分销店、供销社食堂等。每到一处，他都根据考察的情况向群众开展访谈，了解相关真实情况。针对部分被访谈同志说普通话吃力的情形，周恩来还用粤语亲切地说：“你说广东话吧，我听得懂。”

在新会的七天调研中，周恩来深入到工厂、田间、学校、供销社、卫生站等场所，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城镇居民等对象广泛接触、促膝谈心，他根据被访谈对象身份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语言习惯的不同等客观情况，就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金融贸易、城镇建设、群众生活、侨务工作等问题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圆满完成了既定的调研目的。这对当时准确判断国家工农业生产能力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等情况，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周恩来在1958年初到1958年夏的三次调研，方法既有相通之处，也各具特点。总结这些方法，一是调研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带着问题去，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尽量增加调研时间。周恩来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仍见缝插针，三峡调研用了十天的时间，三门峡调研用了四天的时间，新会调研用了七天的时间，充分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调研，达到了调研的实际目的。三是要有专业人员参加。周恩来的三次调研，均邀请了专业人员参加，这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专业支撑，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帮助。四是尽快得出结论。调研的目的是作出决策，周恩来善于趁热打铁，一次调研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注重实效的方法使得他能有效地快速解决实际问题。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提高自身能力建设的好方法，今天我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仍需要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根据不同的调研目的合理选择不同的调研方法。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网

编辑：李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