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皇仓坪的远东电影院楼上，一个长方形的房子里只有几张桌子，墙角的椅子上堆了几个铺盖卷，没有电话和其他陈设，编辑、办公、会客都挤在这个房间里。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吹响团结抗战的号角，“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在周恩来和徐特立的建议下，田汉联合廖沫沙等创办了《抗战日报》。

创刊——恶劣环境中的文化力量

1938年1月28日，《抗战日报》诞生，这一天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纪念日。田汉作为主编，题写了刊头，廖沫沙、罗全平、黄仁宇、安炳武等人任编辑，田汉的长子田海南也在其列。

为保证报纸的正常发行，田汉、廖沫沙等人经常工作到深夜，就寝时就把堆在角落里的铺盖卷铺开，田汉的老师徐特立在与田汉谈论问题至深夜时，就与田汉一起睡在报社的地铺上。田汉之子田申在回忆田汉办刊时说，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用于田汉写作，但他一直坐在墙角靠窗户的位置上埋头写社论，完全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在薪酬方面，当时《抗战日报》只管工作人员吃饭，“稿酬只赠报纸”。

《抗战日报》面世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欢，读者评价其“图文并茂，丰富多彩”。《抗战日报》不仅刊发了徐特立、郭沫若、老舍、沈从文、王鲁彦、孙伏园、许杰等人的文章，还克服当时制版的困难，登载了张乐平、丰子恺、廖冰兄等著名画家的作品，成为抗战宣传中不可低估的一支力量。

开设专栏——坚持播撒抗战的种子

为了与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让《抗战日报》真正成为各阶层人民团结的喉舌，《抗战日报》还设置了许多专栏，如《抗战工人》《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儿童》《抗战教育》《戏剧和电影》等。其中，《抗战儿童》专栏就由田汉的长子、当时还在明德中学就读的田海南主持。

徐特立、郭沫若非常重视《抗战日报》的专栏设置，徐特立题写了《抗战青年》专栏的刊头，郭沫若题写了《抗战儿童》和《抗战妇女》专栏的刊头，在这些专栏里发表了很多既有分量又有特点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

第一次停刊和复刊——继续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

1938年7月底，长沙城不断遭到敌军的轰炸，国民党此时也计划在长沙施行“焦土抗战”，《抗战日报》不得已选择停刊。停刊后三个月左右，著名的“文夕大火”发生，这场大火让当时的长沙城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90%以上的建筑被烧毁，3万余人在“文夕大火”中丧命。

“文夕大火”后，沅陵被定为湖南战时首府。1938年12月下旬，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帮助下，《抗战日报》在沅陵复刊，报社设在沅陵县城总爷巷里面的一个周姓人家。为解决办报经费的问题，田汉借钱在报社门前办了一家电影院，报社的开支主要靠这家电影院的收入维持，印刷地址设在马坊界5号的一个旧庙里。

复刊后的《抗战日报》仍以田汉为主编，但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是廖沫沙和周立波，此时周立波还在沅陵担任中共沅陵县委宣传委员，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欧阳山、草明、王文秋、彭昭麟、林岳松等。在时局复杂、物资短缺的环境中，《抗战日报》的复刊在沅陵刮起了热血抗日的舆论旋风，在报上公开揭露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锄奸活动，畅谈全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性，给革命青年指明了奋斗方向。

第二次停刊——刮起热血抗日的舆论旋风

1939年1月，国民党当局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抗战日报》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打压。同月，《抗战日报》排除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通过党组织获得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抗战日报》全文转发并加了号外。这是当时湖南境内最早且唯一公开发表此文的报纸。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除报馆工作人员直接分发出去的份数以外，当天的报纸没有一份外投出去，但这篇文章在当时人口只有20万的沅陵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导致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赖琏就此事盘问了廖沫沙，并进一步加紧了对《抗战日报》的刁难和阻挠。

1939年6月15日，《抗战日报》在沅陵出刊发行半年后，被迫再次停刊。在沅陵的休刊词中提到，“半年中两百万字的稿件都是读者义务供给的，还有许多爱国者节衣缩食，捐款支援报社”。

尽管《抗战日报》的办刊时间并不长，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又经历了“创刊—停刊—复刊—停刊”的历程，但它所登载的内容反映出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是中国抗战的喉舌、抗战言论的生力军”，为宣传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抗日主张和方针、建立全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网

编辑：常泽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