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故居陈列馆外景

江华故居内景

江华（1907—1999），瑶族，湖南人，1925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前委秘书、政治部秘书长，中共闽西特委秘书长，红五军第一师第三团政委、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委。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政委、陕甘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四队队长，中央军委第四局副局长、局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安东省工委副书记、安东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9年12月24日在浙江杭州病逝。

“四易其名”写忠诚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江华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曾数易其名，每次易名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江华，原名虞上聪，出生在今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的一个瑶族家庭。他在家排行第六，上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虞有葵为他取名香麟，希望他如麒麟一样有所作为。

江华8岁开始打柴放牛，10岁入私塾读书，改名为虞上聪，这是他的第一次改名。他13岁考入江华县立初级小学，后考入江华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国内大革命前夜，校内民主革命思想活跃，早期共产党员韦汉以教导主任身份，在江华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为人回乡省亲，传递革命思想，为江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25年5月，江华考入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在被誉为“湘南革命摇篮”的这所学校，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7年6月，中共湘南特委指派江华担任中共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负责传送党的文件等。一次，他搭上一郑姓土豪的船去湖南长沙送信。为了避免郑姓土豪的怀疑，江华便自称黄琳，是黄璟的叔伯兄弟，想到长沙找熟人谋个好职业。原来，江华岭东有个叫黄璟的，与郑姓土豪的儿子颇有交情。江华利用这层关系，在长沙住进了郑姓土豪的公寓，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黄琳，这个名字被使用了两年。这是他的第二次改名。

1929年底，江华在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结业时，他要求回湖南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为了安全，党组织给他改名黄春圃，假扮在上海读书的学生身份，回湖南度寒假。他辗转到了长沙，再由秘密交通员带到红五军随营学校，在那里任政治教员。这是他的第三次改名。

“江华”一名是他使用时间最长的。1938年8月，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的他奔赴抗日前线，要到山东敌后去工作。黄春圃这个名字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自然不能再用。离开延安前，他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知道他是湖南江华人，便问：“江华县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你是不是少数民族？”他说：“我也不清楚，只是我们那里讲话跟你们不一样。”主席笑道：“好嘛！那你就叫江华吧。县名作人名，永远不忘家乡，不忘家乡人民。”江华笑着说：“还是主席想得好。”这是他的第四次改名。

从此，“江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江华曾说：“改名江华，其中寄托着我对故乡的深深怀念。这个名字表示，我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江华人。”

“四盏马灯”传家风

在江华的家乡，一个“四盏马灯”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1985年11月，江华回乡参加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他知道村里还没有通电，临行前特意吩咐秘书在北京买了四盏马灯。回到村里，江华意外发现自己家里居然通了电。原来，当地政府为了方便他的起居，特意准备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和六盏电灯。江华了解情况后，十分生气，立即找来江华县领导，斩钉截铁地要求把发电机、电灯拆了。他说：“鹧鸪塘村100多户、500多人，为什么专为我家安装电灯？我回来，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脱离群众的事。我从北京带回了四盏马灯，晚上点上马灯就可以了。已安装的要拆除，不然就不回老家住了！”

傍晚，鹧鸪塘村的男女老少听说江华要住在家里，都等着要去见他。堂屋里四盏马灯齐明，映照出乡亲们那一张张欢乐的笑脸。江华坐在一盏马灯旁，亲切地和乡亲们谈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他说：“我十三岁就外出求学，后来又搞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很多的仗，吃了很多的苦，爬雪山、过草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都经过……现在日子好了，要想办法把村里的水电路搞好。”

江华的侄子虞大丰说：“我们正在筹集资金，准备明年通电，路和水的问题，村里也有了规划。”“那好啊！村里搞什么事都只靠上面扶持，那是不对的，要自力更生。”那晚，江华与乡亲们聊到很晚，直到第二天凌晨了，乡亲们仍精神抖擞，久久不愿回去休息。

江华身居高位，始终清廉自律，没有一次动用关系为村里和家中亲戚谋过私利。江华的侄子虞大丰清楚地记得，1965年，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叔叔第一次回家，当晚全家人坐在堂屋里吃团圆饭，几位晚辈想请叔叔帮忙，出去参加工作。话没说完，江华立刻严肃起来，说：“要踏实做人，靠本事吃饭。有本事自己考出去参加工作。”

“这么多年来，全家人都以他老人家为榜样，没有一个人占公家的便宜。”虞大丰自豪地说。

“四次回乡”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江华先后于1965年、1982年、1985年、1988年四次回到家乡。每次回乡，他惦记的都是家乡的建设，勉励家乡干部群众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1965年6月下旬，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携夫人吴仲廉，从浙江杭州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广西南宁后，特地回了一趟阔别40年的家乡。

在江华原县城所在地水口镇，江华说：“走路要抬头往前看，不能埋头看脚趾。一个县城放在大山里，没有发展前景。”他嘱咐江华县领导要着眼长远发展，考虑县城搬迁的事。

1982年3月，江华第二次回到故乡。他说：“县城建在水口，太偏僻、太闭塞了，对地方工业的发展和县城的建设都不利。从改革开放的今天看，就更不行了。”根据江华的意见，湖南省地县多方努力，1984年6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江华县城从瑶山深处的水口镇迁到现在的沱江镇。

1985年11月25日，江华从北京专程赶回沱江参加江华瑶族自治县30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三次回到家乡。他在沱江转了一圈，对县城搬迁这么快，感到很满意。他提出：县城的架子有了，但街道要好好规划。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县城的布局和建筑要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江华在关注家乡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家乡民族教育的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每次回家乡，总不忘到母校看看，并多次从自己的存款和稿费中拿出钱来，帮助家乡办学，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1988年1月，江华第四次回到家乡，他满怀深情地告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瑶山最缺的是人才。抓教育与抓生产有密切关系。生产上不去，教育就上不去；教育上不去，生产也上不去。”在他的督促下，江华县全力办教育，实现了“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受尊敬的职业是教师”的目标，江华的教育工作跨入湖南、全国民族教育的先进行列。

来源：共产党员网

编辑：李晨昕